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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九七八年的京城，春寒料峭，但空气中似乎已经隐隐透出了一丝不同寻常的躁动。

    何雨柱坐在办公室里，眉头紧锁，手里捏着半截烟，烟灰缸里已经堆满了烟蒂。

    他刚刚放下电话，听筒里武装部同志无奈的回复还在耳边回响：“老何啊，不是不帮你，实在是没有啊！现在哪有文化高的退伍兵，都分回原籍或者安排了。”

    他叹了口气，把电话听筒重重地搁回座机上。市局的治安问题，压得他喘不过气，急需一批有文化、能顶事的年轻人来充实队伍，可这兵源却成了无源之水。

    他不知道的是，这种基层的捉襟见肘，仅仅是这个庞大国家在时代转折前夜，所面临的无数阵痛之一。

    日历翻到了三月十八日。这天，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。

    何雨柱虽然不在会场，但他收到消息还是让他精神一振。大会上，党的领导人明确提出“科学技术是生产力”，并且重新肯定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。

    “科学的春天，终于来了……”何雨柱喃喃自语。他太清楚这句话的分量了。那些年，“读书无用论”像一块巨石压在无数人的心头，如今，这块石头终于被搬开了。他仿佛能看到，那些曾经被下放、被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们，眼中重新燃起了光芒。

    然而，春风吹拂之下，也有倒春寒的凛冽。

    仅仅十天后的三月二十八日，何雨柱在内部传达的文件中，看到了一段让他心头猛地一沉的话。老人家在谈话中直言不讳地指出：“上山下乡不是长久办法，知青、农民、家长三方都有负担。”文件里甚至明确提出了要“逐步停止新增下乡，分批安置现有知青回城”。

    何雨柱把文件往桌上一拍，揉了揉太阳穴。他太了解那些在乡下蹉跎了青春的年轻人们了。

    他们带着满腔的委屈、迷茫，甚至是一身无处发泄的戾气回到城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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